富滇銀行“長尾腐敗”,早已寫在首任董事長“初始代碼”里
導語:業內人士看來,正因為夏蜀的落馬,并非直接出自富滇銀行的業務,反而更凸顯“治理慣性”魔力。
8月19日,云南財經大學保留副廳級待遇干部、富滇銀行首任董事長夏蜀,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在接受調查。
業內人士透露,夏蜀的問題并非直接源自富滇銀行,而是與已落馬的原證監會副主席王建軍及“綠大地案”有關。
2005年3月至2007年12月,王建軍由證監會發行監管部“空降”昆明,擔任中國證監會云南監管局黨委委員、副局長。在他離任后不到一年,綠大地財務造假案于2010年初爆發。
云南綠大地(現*ST交投,002200.SZ)財務造假案,是A股歷史上首例因欺詐發行而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其造假之系統、手段之惡劣、后果之嚴重,堪稱中國資本市場的“反面教科書”。
2007年,綠大地通過系統造假登陸中小板,上市前后四年間虛增營收、資產及資金流水,2011年案發后被認定為欺詐發行第一案。綠大地因欺詐發行股票罪、偽造金融票證罪、故意銷毀會計憑證罪被處罰金1040萬元,董事長何學葵也獲刑10年。
綠大地遭遇危機后,云南省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簡稱云投集團)以2.75億元受讓控股權完成保殼。
而在王建軍在云南監管局工作期間的2007年前后,夏蜀曾任云投集團副董事長和副總裁。2007年12月,富滇銀行正式成立,夏蜀出任該行首任董事長,此后執掌富滇銀行長達10年。
云投集團也是富滇銀行第一大股東。時任富滇銀行董事長夏蜀受云投集團提名,于2011年12月31日起擔任綠大地董事,代表云投集團行使治理權,由此形成“母集團—金融平臺(富滇銀行)—上市殼公司”的云南國資協同鏈條。綠大地后續獲得的委托貸款等資金支持,亦通過該鏈條實現。
圖源:2023年太平洋證券關于綠大地生物詳式權益變動報告書之財務顧問核查意見
今年4月30日,王建軍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4個月后,夏蜀被查。
部分業內人士看來,正因為夏蜀的落馬,并非直接出自富滇銀行的業務問題,反而更能凸顯“治理慣性”的魔力。
一家地方性城商行的首任董事長,往往決定了這家銀行此后的治理風格與風險偏好。
富滇銀行是云南省首家省級地方性股份制商業銀行。成立之初,正值地方金融改革窗口期,省政府致力將其打造為“特色銀行、精品銀行,發揮地方金融對區域產業的撬動作用”。
作為籌備組組長和首任董事長,夏蜀或參與了富滇銀行幾乎所有制度設計:公司治理框架、授信與風控流程、資源配置取向。夏蜀的任期長達十余年,足以讓這種制度痕跡,深深烙印在富滇銀行的基因中。
然而,他的治理取向——對政商關系的高度依賴與資源性思維,早期有助于迅速擴張,但也埋下了制度性隱患。一旦政商關系深度交織,則內部風控容易被架空。
2018年夏蜀卸任后至今,這種“慣性”并未消失。相反,富滇銀行中高層多名干部接連被查,形成“塌方式腐敗”。
該行兩名副行長孔彩梅和曹艷麗,總行金融市場部原總經理楊溢、投資銀行部原副總經理孫軍魁、小企業信貸專營中心總經理黃紅松、不良資產清收中心副主任鄭春華等中高層干部,以及普洱分行原行長王賓、滇池支行原行長鄧秀偉等至少12名中高層干部相繼落馬,“總行—分行—支行”全線失守。
這一現象,被業內形容為“人走風未停”。換句話說,問題并未隨著領導者的離開而終結,而是像長尾效應一樣延續,折射出制度深處未被糾正的“灰色共識”。
這種文化一旦遷移到金融機構,便轉化為對授信擴張的容忍、對合規邊界的模糊,以及對資源分配的關系化依賴。
如果說內部干部的接連被查,是治理漏洞在機構內部的顯影;那么股權拍賣、流拍,則是市場對同一問題的外部定價。
據拍賣平臺信息,第五大股東福建信通貿易有限公司(簡稱信通貿易)作為被執行人,其持有的富滇銀行2億股股份,將于9月15日進行公開拍賣。其評估價為7.34億元,但起拍價為5.138億元,僅為評估價的七成。
信通貿易目前被列為被執行人11次,執行標的高達21.08億元,其實際控制人何旗此前多次上榜胡潤百富榜。
富滇銀行前十大股東中,第三、第四、第五、第十大股東均出現質押或凍結,合計涉及股份約5.3億股,占富滇銀行總股本7.9%左右。
圖源:富滇銀行2024年報
而此前富滇銀行的股權拍賣,也出現過流拍現象。富滇銀行的第二大股東中國大唐集團財務有限公司2021年、2023年、2024年三次轉讓該行股權。2023年12月-2024年4月,其持有的富滇銀行9億股份在北京產權交易所公開轉讓,轉讓底價32.04億元,但掛牌四個月無人接手。
富滇銀行近年來雖也嘗試過市場化改革,例如引入戰投、推動零售轉型,但效果有限。資本補充主要依賴永續債、二級資本債等,難以吸引外部長期資金。2024年末,其不良率回落至1.97%,仍高于城商行均值1.76%。
于是,內部與外部,出現了同頻呼應。一邊是反腐進度條不斷推進,揭示出治理漏洞的頑固;一邊是股權定價打折、流拍,反映出資本市場的謹慎與不信任。
兩者互為鏡像。治理缺陷無法消化,估值便難以修復。
富滇銀行并非孤例。地方城商行在省域經濟中的地位特殊,既要承擔政策性金融任務,又要在市場化競爭中求生。
在這樣的結構中,首任董事長的治理取向,往往奠定了長遠基調。一旦這種基調存在瑕疵,風險就可能在多年后集中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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